01
通州的通达与水文文化
北京有句俗话，“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南通州指的是江苏南通，北通州就是北京的通州区——那本就是京杭大运河进行水上运输的重要一站，千年间连接着南北贸易，沟通着不同地域间的旅人、文化、饮食、财富，使得这块宝地成为了民族大动脉上不可或缺的枢纽。
为了调整北京空间布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和发展新空间，通州全区和辐射到的廊坊北三县，成为了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
作家刘一达在他的文章《胡同味道》里写道，“现在北京的交通方便了，地铁、城铁，四通八达，原来觉得很远的大红门、亦庄、望京、天通苑、回龙观等大社区，现在坐地铁、城铁，半个小时就可以进城。”
通州，享有“一京(北京)、二卫(天津)、三通州”之称，历史上有通达的美誉，文献记载可以追溯至两千余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其古为燕国境地，秦属渔阳郡，隋朝为幽州地，明代划归北平府，清代直属顺天府，民国以后属河北省，后来在1958年划归北京市。首都副中心建立后，通州通达的便利条件为老北京的经济供血提供了契机，北京则为通州等地区辐射了大量资源。
随着行政副中心的建设，通州及辐射到的大运河文化与北京母体的经济文化交融更加紧密，正如张秉政教授在其编著的《运河·中国》一书中所记述，“2017年，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迁入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办公楼群鳞次栉比，雄立在大运河岸边，与古代燃灯塔遥相呼应，蔚为壮观。”几十年前，在我母亲那一辈人的记忆里，通州的老城区就只有新华大街，街头有一座城楼，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街角的电影院;好吃的是大顺斋糖火烧和鲇鱼，记忆里最深刻的是过往源源不断的拉煤火车,还有北苑老旧的水泵厂。
80年代末的新华大街
但是，2015年，通州正式成为北京副中心，随着安贞医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研究院等等高等教育、综合医疗、行政单位迁入，高档餐饮、商超楼盘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办公写字楼林立，绿化公园增多，人口增加，交通愈发便利，整个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大量诗篇，记载他们的生平往事，描绘在一个个王朝更替、时代巨变下北京的繁荣盛景，感怀发生在大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变迁故事。
而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城市功能逐步提高增强，京味儿作家更是用作品留下了有关通州老城的记忆，记录下通州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和抒发对于未来通州文学的展望。如果使用数位人文的视角来赏析这些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我们就会发现，随着首都副中心建立后，通州水文化继续走向多元性，从京杭大运河上的水路航运续而走向多维度的世界沟通，从对于文人的个人际遇的关注和对于国家历史命运的关怀，但是不变的是这些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大运河所独特的京味儿水文化符号。
02
大运河的精神信仰
数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欧美高校文学研究员在近年来提出并广泛应用的一种文学分析方法，即为将“Computer Science(电脑技术)”和“Literary Criticism(文学分析)”有效结合，使得电脑后台算法在阅读者阅读文本之前，提前为读者录入文中的重要信息，将诗歌，小说等等文本进行整合，使用大数据图表绘制出的词汇频率图来解读诗文脉络，并用数据统计的方法表现出文中重要词汇出现频率与词汇间所在位置的关系。这首先能帮助文学研究者理清大量文学记载的繁杂结构，也能找到文字中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在处理大量零散信息之间关系时更为有效。
在《数位人文的入门：对于学生与教师的概念和方法》一文中，作者Johanna Drucher提出，“数字人文是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交叉的产物。人文科学这个词最早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意大利学者用来研究(和恢复)古典主义作品的。这一时期强调从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向‘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的世界观的转变。人文学科是一门侧重于艺术、文学、音乐、舞蹈、戏剧、建筑、哲学和其他人类文化表现形式的学科。”
通州文学是北京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就将对于古都北京的深情与大运河的文化结合来创作诗文。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运输中心，更饱含着老北京精神信仰。这是一种怎样的信仰呢?文人在运河边怅惘千秋时，不光想到的是自己的生活际遇，更深切关怀着北京、整个国家乃至历史的命运。张秉政教授在《运河·中国》一书的第三编“隋唐大运河纪行诗文考”中写道，“元朝的遣兴咏叹侧重于怀念宋朝与感叹历史变迁”“明代诗人则更为注重思索时光流逝与历史演变”“清代诗人一方面继续回顾反思历史教训”，这种文学精神用数位人文算法来分析非常奏效。
首先，我摘录了元明清时期由十位不同诗人，从不同朝代、不同身份，但是都是对于通州这个地区饱含深情来创作的十首代表性诗歌，这些诗歌大多出自《北京通州历史文献辑录稿》。诗人分别出身于翰林院进士、大臣、山林隐士、书法家、散文家，乃至皇帝，写作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写作视角也并不相同，但是通过数位人文的算法整合，这些诗歌都突出了通州文化中水的主题，表明了在古代南北贸易交通中通州的重要。这些诗歌分别取自元代诗人贡奎的《二月十二日达通州》，翰林学士张翥的《上元宿通州杨原诚寓宅》，退隐深山的诗人吴莱所作《过漷州诗》，马祖长《出都》和清代诗人戴璿的《柳荫龙舟》，明代书法家张弼的《潞河》，诗人徐阶的《夏日游通惠河》，散文家归有光的《初发白河》，清代王维珍的《古塔凌云》和清代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的《过通州诗》。当我们把这些诗歌原文录入至Voyant-tools电脑程序，生成的图像如下：
这两幅图都是电脑程序根据各个词汇在原文中出现频率的多寡，形成的两张统计图表。
第一张很直观，词汇出现的频率直接决定了字符的大小，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关系则决定了它们在图中的位置。比如：“潞河”“河”“流”等作为诗歌中重要的词汇，充当着动词、名词等等作用，所以出现的频率最高，相对位置最近，字码也是最大。而从第二张图上看，横坐标的document Segments表示文档划分，即为电脑自动将这些诗歌分成了十个等份，纵坐标的Relative Frequencies表示相对频率，即为重要的词汇出现的次数。“州”“都”等关键词代表着人文生产、财富赋税，电脑算法将通州水运与人文建设连接为一体。而通过图表可以看到，“尘”与“沙”和“水”等词汇关联紧密，并且“沙”和“水”在第二幅图中的第五段和第九段位置最高(频率0.0050)，这首先是因为京杭大运河中含有沙这个字的地名与河道较多。另外更重要的是，潮白河等等河道含沙量大，很多作者都在诗歌中使用了大量笔墨来对此形容渲染：“潞水年年沙际流”——从元朝至今，对于河道的治理，清沙治水就成了管理者的重中之重。如光绪年间的《通州志》中就记载“白河向有东决之患”。
潞河在历史上被称为北运河，是南北漕运的重要河段，在南粮北运中承担了重要责任，故而也被三朝文人大吏所特别重视，在元明清的诗文中都大量涉及，通州这个词本身就有“漕运通济”的意味。清代光绪五年《通州志》中记载：“今通州白河自东北来，沽河自西北来，至州城东北合流为潞河。以《水经注》及今地势考之，白河当为古鲍丘水，沽河当为古沽水。”《元史·食货志·海运》载：“元都于燕，去江南甚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在元代，一石粮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五十斤，那么“三百余万石”的总和运粮就在数亿斤以上，而在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三·漕运》中，也有“通之水利，漕河为大，东南粟米，舳舻转输几百万石，运京仓者由石坝，留通仓者由土坝，故通于漕运非他邑比”的记载。这是怎样一幅生机盎然、规模庞大、万舟骈集、繁忙运粮的劳动景象!
“水”作为多首诗歌中作者的叙事主题，被作者多次提及，所以占据图表中央，上联接着“风”“流”等等动词，下联接着“潞河”“秋”等等名词。而“忆”“秋”“欲”“游”“醉”等等词汇，则是表达诗人个人感情，记述个人生活的词汇，我们可以想见——作者伫立在运河边，面对着澎湃汹涌的水流，或是怅惘古今，或是站在桥边与友人依依惜别，如“离居有酒春堪醉，小市无灯月自明”,或是叹息于年华早逝，亲人送别“送尽行人天未秋”;也许是受到了亲人款待，又或是应召而来“万里南来第一船”,希望能为国家出力。数位人文使得数百年运河的历史史实与诗人的个人境遇用一张张图表紧紧联系在一起。
而现如今，通州区正在大力打造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将打造漕粮进京、运河风韵、通州八景等一系列场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运河古今”。通过数位人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从古至今，文人志士“达则兼济天下”，通州并不仅仅是京杭大运河的交通枢纽，连接着南北，更是联结理想、抱负、友情、亲情的丝带，副中心的建设将不仅仅服务通州及辐射到的地区，也和整个北京共同发展。正如单霁翔在《大运河漂来紫禁城》一书中写道：“大量的人才，独具特色的各个地区的文化，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京城。”“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步伐的加快，北京市级机关、部门正式入驻通州，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通州、了解通州。”
03
数位人文与舌尖上的通州
大量京味儿作家都根据自身在通州大运河沿岸的生活经历，写下小说、散文、传记来记录大运河的变迁，北京副中心建设后通州人生活的变化以及老城历史的记忆。
刘维嘉老师是著名的满族京味儿作家，北京市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在2018年4月刊的《运河》杂志发表了他的作品《记忆里的万通酱园》。在这篇文章中，刘维嘉老师运用通俗平实的京味儿语言，同样体现出了通州水文化对于北京居民饮食文化和生活状态的影响，真实还原了老通州的历史文化，也是北京文化的宝贵财富。正如在《大运河漂来紫禁城》中，作家单霁翔写道，“连通南北的大运河，是文化的航道，也是信仰的航道。”当我们将全文录入Voyant-Tools,就会生成以下图表：
老北京人所熟知的通州三宝，“万通酱园的酱豆腐、大顺斋的糖火烧、小楼饭店的烧鲶鱼。”
我们从上文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到，词汇“酱园”“酱菜”“通州”和“酱豆腐”关联紧密，“酱豆腐”是全文的重要词汇，作者在原文中写道，“万通酱园主要生产经营酱豆腐、酱油、黄酱、酱菜、醋5大类，数十个品种。公私合营时大小缸达到780口的规模，从业人员有35人，到了腌菜旺季还要雇佣临时工。”
酱豆腐，学名叫腐乳，现在在北京东城、西城、朝阳、海淀、昌平、顺义等等地区大型商超和网上都能买到一种名叫“仙源腐乳”的瓶装酱豆腐。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带动了原有通州食品文化的传播，更让其他老城区的饮食文化与之融为一体。作家侯磊在《通波：北京的大运河》一文中写道，“据说曾有喜欢滑冰的人在朝阳门打赌，赌谁先滑冰到通州，要求是买上几个大顺斋的糖火烧，用碟子托着几块万通的酱豆腐滑回来，用以证明自己去过通州了。那里的酱豆腐是由南豆腐做的，细腻且有独特的香味，馒头抹酱豆腐，足以把人吃到撑。”在我姥姥年轻的时候，由于生活困难，曾经就成年累月以这种物美价廉的食品为伴，就着臭豆腐和贴饼子，度过一天天的时光，后来生活好了，我仍然需要就着酱豆腐，大口大口地咬着热气腾腾的糊塌子。而这种享誉大江南北的腐乳品牌，其前身就是万通酱园。民国年间，当成百上千的船工需要背井离乡、不远千里地来到北方打拼，为了还原家乡的饮食口味，将一瓶瓶腐乳通过大运河的航运运至北方，随之一道道美食应运而生。作者在原文中写道，“我的老祖儿、爷爷和四爷都喜欢吃万通的酱豆腐。我四爷曾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常从京城来通州给我老祖儿买万通酱豆腐、酱菜，他也好这口儿。酱豆腐买回家里用于炖肉、涮羊肉和吃早点。”老北京有句土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当一种美食从交通运输的传播方式变成口耳相传，乃至四面八方的食客慕名而来，通州的文化得到了广而告之，大运河的传播意义也就变得多维度了。
随着时代发展，大量西式菜肴进入了百姓餐桌，而其中最为火爆的便是西餐中做，北京的腐乳汁、酱菜成为烹饪羊排牛排的重要原料，我们不能不感叹，这其中也是大运河的历史杰作。当大运河的所用，不仅仅在于交通航运，更注重世界文化的交流时，大运河的影响也就从国内引申到国外，而对于在国外留学的学生、出国办事的商旅来说，酱豆腐就是离家万里治愈思乡的良药，在亚洲商超中，总是有朋友购买腐乳、酱菜等等食品。根据网络上《北京仙源食品酿造有限公司进入国际市场》一文得知：“仙源食品并没有拘泥于北京市场，而是一步步走向了世界。据介绍，目前仙源食品在国内已有众多经销商，占据调味品市场不小份额，部分产品也已走出国门，远销日本、欧美。比如仙源腐乳和香醋曾多次被评为北京市优质产品，干黄酱为中国调味品协会推举产品，2002年进入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场，仙源米醋千禧之年出口日本，成为东瀛保健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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